“贵州瓮安6·28事件，余烬尚温，震撼犹存，上海闸北7·1袭警事件接踵而至，暴徒刀刺10人致6死4伤，惨烈之象，使闻者瞠目结舌。愤恨未消，一波又起，7月5日，陕西府谷发生群体性警民冲突......”

    南方雪灾、安徽疫情、西藏骚乱、火炬传递、胶济撞车、四川地震，天灾人祸接踵而来。而这半个月，我们最强烈的感觉是：为什么会爆发那么多暴力事件？问题太大，需要一一分解成更多的问题，也需要一件事一件事分别探究。

    今天潇湘晨报的社论称“中国的老百姓，走到不问情由的怒目，当真不容易，为什么群众总是容易不明真相，为什么群众总是容易被不法分子所煽动，并且失控的情绪快速蔓延，这恐怕是今日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，而不是严厉打击就可以消弭。”

    警惕反社会行为，这是昨天新京报的评论。“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中，反社会行为明显呈高发趋势。一些地方社会不公、救济渠道不畅、社会两极分化，是反社会行为产生的重要诱因。”“少数具有极端人格的犯罪嫌疑人，就有可能将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，宣泄到整个社会上，因为在这些人看来，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原因，不是某一个个人，而是整个社会。 ”

    恶性案件中的暴戾何以受到追捧？这是东方早报大前天的评论。“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，阶层分殊愈发严重，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深，很多人的日常情绪也被越来越多的“不平感”所支配。于是，当和权力部门发生冲突，许多人会凭着经验和想象表达不满，甚至为针对权力部门的暴力倾向叫好。”

    回到瓮安事件，主要需要反思的至少有两点，一是真相，二是基层政府的问题。

    瓮安事件，遮掩事实让权力丧失魅力：“这是一个以文明和法治自许的时代，政府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有证据支撑。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，一切结论都不值得信任。面对这一突发事件，当地政府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，说明“少数别有用心的人”是谁？是什么不轨之心？所谓“黑恶势力”又是谁？是怎样“直接插手参与的”？”

    瓮安群体事件折射基层治理混乱：“瓮安事件所暴露的一个重要方面，恰恰是一些基层政府治理功能的弱化，矛盾不是迅速地解决，而是长期地积累起来，官员与民众不是和谐的互动，而是关系紧张缺乏互信。 ”“这实际上是一种破坏能量的积累过程，而学生死亡事件不过一个导火索。矛盾的积累、纠纷的交织、关系的紧张所酿成的恶果，必然需求一个出口。即便没有学生死亡事件，也可能会有其他民事的、刑事的案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”

    而上海袭警案，《上海袭警事件的悲恸与困惑》提到了三点反思：

    第一，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病理学问题案例。“在我国，精神卫生和心理卫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，很多类似杨佳这样的心理疾病患者，在社会机构里难以找到疏导和排遣的渠道。”

    第二，如何看待民意。“案件调查有其自身的规律，真相也不会因为民意的强烈期待而提前浮出水面。如果调查为了应付焦虑民意而强行提速，就很容易出现结论前后矛盾的现象。”

    第三，反思突发事件应急机制。“上海袭警事件，对于全体公众而言，是一种社会性风险；对于受到伤害的警察而言，是一种个人性风险。这种孱弱与迟钝，显然是与我们置身所处的“风险社会”所不相匹配的。”

    新的暴力事件仍在发生，最新的一起暴力是：吉林男子范文海骑摩托车撞伤九旬老太，面对五六万元高额医药费，自忖无力赔偿的他闯进病房连刺老人6刀将其杀死，后又自刺四刀，称“我赔不起钱！大不了一命赔一命！”是谁将老实人逼成杀人犯？穷人之困与交强险之困？

    这是怎样一个社会？难怪官员们纷纷把子女配偶送到国外，有道是“裸体当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