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8月，贵州水城县陡箐乡男子代天云被人杀害，他五个哥哥因不满警方反应迟钝，决定自己追查凶手。一年多里，他们去过河南、四川、广西、云南等地，奔走一万多公里，日前将杀人嫌犯抓获。对此，当地警方称“这种行为违法。”（11月4日《齐鲁晚报》）

    当地警方说“违法”，理由是“追捕嫌犯是警方的事，百姓可以做的是提供线索，协助警方”。从法理上说，这话一点没错，而且它暗含了一个前提：警察尽职尽责，充分履行打击犯罪、维护治安的职能，因此无需老百姓越俎代疱。

    水城县警方显然没做到这一点。报道说，警方前一天晚上接到报案，次日9点才到案发现场；而代家五个哥哥之后锁定嫌犯行踪，马上报警，结果等警方来时，杀人嫌犯溜之大吉。然后他们又等了警方两三个月，案件依然没有进展。

    一起残忍的杀人案，当地警方却如此的行动效率，不仅说不上“尽职尽责”，反而有不作为嫌疑。凡此种种，导致代家五个哥哥对警方产生不信任感，决定自己追凶。

    所以说，即使他们行为“违法”，也是警方的不作为在先。他们充分尊重“追捕嫌犯是警方的事”，积极地“提供线索、协助警方”，得到的却是警方不见动静、嫌犯逍遥法外这一现实。此情此景，当地警方在指责他们之前，是不是得自我检讨：是谁让五个农民走上万里追凶的自我救济之路的？

    五个土里刨食的农民，没有任何现代刑侦的能力与手段，凭的只是兄弟情深的一腔热情，用的是挨家挨户打听的笨办法，辗转一万多公里，居然抓住嫌犯。这个当代传奇与其说是对五个农民意志力的赞扬，不如说是对水城县警方的嘲讽——农民都破得了的案，他们破不了？

    “非不能也，乃不为也。”一个农民被杀案太微不足道，它没有上级领导的批示与督办，没有破案后的重金许诺，也没有舆论的高度关注，警方又怎么可能像五个哥哥那样不辞辛苦地奔波？就连水城县公安居负责人接受采访时也不得不承认：“大家积极性可能也不是那么高。”

    委婉的说辞道出了问题实质，该案的破与不破，与当地警方的利益没有必然联系，激发不出“积极性”，自然能拖就拖。而等五个农民抓住嫌犯，因为涉及警方的脸面，便搬出“违法”论，以掩饰自己的失职，减轻随后可能而来的舆论压力。

    五个农民万里追凶，无异于一出火辣的讽刺小品，它道出老百姓伸展正义的艰难历程，更凸显一些警方不作为导致的“警察不在场”的荒唐状态——警察惰性滋生，不忠于职守，又不允许百姓的自救行为，保一方平安的警方职能犹如陷入真空，只见警察，却不见警察职责的兑现，百姓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将依托于谁？